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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人物·百位贵州博士 | 计算机博士王林的“硬核”芯
2021-01-19   审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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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名片

王林,贵州安顺人,教授,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博士。现任贵州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主持学校行政全面工作。

花溪大学城贵州民族大学(简称“民大”)行政楼,干栏式建筑的内部设计,别具一格。沿着长长的走廊,叩开校长办公室的门,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王林正在等待记者的到来。

客气、好相处,是记者对于王林的第一印象。记者很快注意到,在校长的书柜里,放着三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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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的书柜

一类是诸如《高等数学》《计算机图形学》《重新定义大数据》这样的计算机专业书籍,一类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新型大学新成就》《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这样的高校建设类书籍,还有一类是《黔东南黎从榕地区侗族文化研究》《来自田野的叙述》《乌江盐油古道文化研究》等独具贵州少数民族地域特色的研究报告。

这三类书籍暗含着图书主人的专业、职务与视野。这位在贵州民大人口中,“自己培养出来的校长”,在其温和的外表下实则深藏着一颗“硬核的芯”。作为新千年之初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的计算机海归博士,王林回到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他说要和“年轻时候的小伙伴们”一起干番事业。

一念缘起

作为家中长子,上世纪60年代,王林出生于安顺近郊的一个苗族家庭。父亲修过湘黔铁路,是上世纪70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母亲在村里教书,也是一位有事业心、顽强拼搏的知识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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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王林与母亲在遵义会议会址

父母工作繁忙,性情乖巧的王林从小由爷爷奶奶养育,5岁就入了学,直到上初中才前往安顺市区与父亲团聚。对于童年的印象,王林直言是贫穷。“粮食总是不够吃,米饭里常常混着玉米、杂粮与薯片,所以小时候最期待的是过年,因为过年有好吃的。”

回溯往事,王林哈哈笑了起来。纵然昔日生活困顿、条件艰苦,但年过半百后回想也满是快乐。在他的记忆里,老家是一个很漂亮的村子,村前有小桥流水。当地苗族汉族混居,苗族会说汉语,汉族也会说苗语,尽管大家民族不同,生活上倒也相似。

学校离村子不远,由一座古庙改建而来。王林记得,冬天村里的伙伴们喜欢用铁丝绑着搪瓷缸烧个小火,带到教室里放在脚边取暖,火苗被风一吹,发出“呼啦啦”的声响,火花星星点点溅起,映照着简单、快乐的童年。

因为读书早,13岁那年,王林初中毕业,考入贵州省气象学校读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安顺市气象局工作。那一年,王林16岁,他记得,气象局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3.5元。“有了收入,感觉不错。气象局的工作主要是做气象观测,要值夜班,但可以轮休,比较轻松。”王林说。

两年的清闲日子,无法安放少年的书生意气。“还是想要读书”,王林萌生了参加高考的想法。因为从小数学成绩很好,前前后后准备不到半年的时间,1983年,王林参加高考被贵州民族学院(现贵州民族大学)数学系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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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的贵州民族学院校园

作为新中国创建最早的民族院校之一,贵州民族学院在上世纪50年代创办之初,主要任务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以适应形势的需要。这段历史让王林很自然地认为,少数民族青年就应该报考民族学院。1983年,贵州民族学院只有中文、政治、数学、历史4个专业,对于数学系的选择,他则直言受父亲影响很大。

王林开始了此生与贵州民族大学的不解之缘。他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学校刚从龙洞堡搬到花溪不久,条件还很简陋,校园道路还没有硬化,从宿舍区到教学区及食堂是一段较长的黄泥巴路,雨胶鞋、温水瓶、铁饭盒是学生的必备,下雨天由于泥路滑,常常会看到路边摔碎的温水瓶内胆。

“所以现在一看我们学校这么漂亮了,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得不说这是贵州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王林忽然从回忆中抬起眼来,凝视着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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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大学城校区

时代的机遇

由于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王林留校任教。起初在民族学院的子弟学校教数学,3年后调回学院,在数学系担任辅导老师和教学秘书。在这个过程中,王林开始接触到了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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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计算机在高校教学中兴起

长城0520、PC8088等计算机型号,英特尔286芯片、10M硬盘、360KB软驱、512KB内存……这些今天听起来“老掉牙”的计算机配置,上世纪90年代初在高校的教学中兴起。王林直觉赶上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觉得计算机很新奇。“此前苹果机只能写BASIC语言,到长城0520就可以输入汉字了,所以很有兴趣。1993年以后,基本上就往计算机这个方向走了。”

兴趣让王林从计算机的教学使用,过渡到了写代码、搞编程、开发系统,过硬的数学基础,使他很快在计算机科研领域上路。

1997年,为了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王林前往山西大学参加全国高校计算机师资培训班学习。1998年回到贵州民族学院后,他敏感地捕捉到中国的计算机应用要变天了。

那一年,互联网开始在国内流行,普通人可以通过电话拨号上网;那一年,搜狐、腾讯、新浪相继成立。尽管只有128Kb的网速,但通过浏览器上网冲浪,链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大量的资讯在虚拟的数字世界里铺天盖地而来。

“感觉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王林马不停蹄地加入到互联网的新浪潮中,从学习制作网页开始,到C语言、C++、JAVA等各类互联网高级语言的熟练应用,对于计算机应用系统开发来说,最本质、最核心的还是数学,这让数学专业出身的王林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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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法学者支援贵州建设服务团

机遇的降临发生在1999年。受教育部(原国家教委)“春晖计划”的牵引,贵州省“春晖计划”领导小组与中国驻法大使馆教育处组织的“留法学者支援贵州建设服务团”抵黔。在这个近20人的留法学者团队里,研究领域包括贫困地区远程教育、生物技术、可持续发展农业、工业应用技术、医药、信息科学、自然保护区治理等方面。曾荣获模式识别领域国际最高奖“傅京孙奖”、国际计算机视觉领域领袖人物之一、波尔多第三大学计算机科学专家委员会主席、计算机图像处理研究室主任沈俊教授就在其中。在这次服务活动中,王林有幸和沈俊教授有了交流,他这才发现,“人家研究的好高深啊,相比之下,我们研究的简直是小儿科”。

后来,依照“留法学者支援贵州建设服务团”提出的为贵州培养自身“造血功能”的建议,教育部为贵州推出了一项特别措施:即从2000年开始,不必经过全国统一的选拔考试,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为服务团选拔推荐的贵州合作伙伴提供一年期的访问学者奖学金。

得益于这一特别措施,之后的两年中,贵州省向法国派出了30多名访问学者,王林便是其中之一。他先是在广州恶补了一年法语,于2001年10月抵达法国,师从沈俊。

留学法国

从巴黎乘坐高铁去波尔多,600多公里用了不到3小时,列车时速200多公里(当时国内特快列车时速还不到100公里),王林与同行的老师第一次见识了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与国内的不同之处还有很多,但王林感受最深的,还是法国比中国发达很多,更别说自己的家乡贵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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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在法国巴黎

“要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回去!”出发的时候是做访问学者,真正到了法国,王林便着手在波尔多第三大学申请了一年硕士学位,并在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计算机图形处理、模式识别、智能控制……需要攻克的不仅仅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高塔,还要突破英文、法文两种语言的桎梏。但这一切都没有难倒王林。大西洋的暖流一年又一年唤醒了法国波尔多的春天,万亩葡萄园长满绿叶的枝桠里,散发出阵阵香甜。王林本以为苦学的日子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没有想到在攻读硕士、博士的第三年,在冲击博士学位最紧要的关头,导师沈俊因病猝然离世了。

真是犹如晴天霹雳。“导师平时身体不错,此前因为母亲过世,回国料理后事,也许是因为守夜比较辛苦吧。”“他的妻子在巴黎陪孩子读书,导师一个人住在公寓突发心梗,身边都没有人。我们等了几天没见导师来上课,也联系不上,消防员破门而入后才知道……”

沈俊教授在王林的心中是一个聪明、治学严谨的学者。上世纪60年代从清华大学毕业,在法国读了6年的国家博士,是当时国际计算机视觉领域的领袖级人物,受老一辈留学法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影响,爱国情怀和使命感都非常强烈。

沈俊教授在世的时候,曾一字一句地给王林修改论文,每到周末常常邀约他和另一中国同学去家中做客。“中国学生都喜欢自己弄饭吃,我们提着一桶红酒,听导师聊自己年轻时在清华的故事,与导师开玩笑说等他以后回国,就是祖师爷了,中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不能丢。”同在异乡身是客,大家就这样聊着聊着到了深夜。因为与导师亦师亦友,感情非常深厚,无论多少次回忆这段往事,王林都是沉重的。

但路还要继续往前走。伤心导师离世之余,如何继续完成博士论文、通过答辩、最终取得博士学位,才是摆在王林眼前的重大难题。博士论文的前期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研究室里面还有一位华裔导师,在多方协调下,学校又重新安排了这名华裔导师与另外一名法国导师,共同指导王林的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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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在法国参加博士论文答辩

就这样,经过3年的努力,王林在国际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了5篇高水平论文,完成了180多页的法文博士论文《指纹分类识别研究》,在图像识别及其应用上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按照法国大学的标准,达到了博士毕业的条件,于2005年10月进行博士论文答辩,以优秀的答辩成绩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奋发图强

2005年11月,王林顺利归国。“当时的确拥有很多机遇,面临很多选择,但家安在了贵州,就没有想过要出去。”但就算是回到贵州,可以选择的高校也很多。

王林想到了1983年贵州民族学院山上的泥泞路,以及和数学系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计算机前奋斗过的路,这让他感慨万千。“对民大的感情还是很深,留在民大的发展空间应该更大,能够做的贡献应该更多吧。”如果说出国留学给人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油然而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法国的电视里,王林所看到的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当时法国每个月的最低工资大概是1000欧元,王林的公费留学补贴刚开始是500欧元,但就是这500欧元也让他喜出望外,仔细算下来还可以存下150欧元左右。没有过多久,留学补贴就涨到了1000欧元,捧着这1000欧元,王林觉得简直太富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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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悉心指导研究生

有了这样一段经历,王林深刻地感受到国家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正因为我们不如别人,才要努力奋斗。”这句话王林对身为中国人的自己说,也对身为贵州人的自己说,更对身为民大人的自己说。

上世纪90年代的贵州民族学院曾一度跌入低谷,是高考保底的学校。王林归来之时,学校正在努力扭转局面,昔日的数学系已经扩建为数学与计算机系,由王林任副院长主持工作,2006年任该学院的院长,从2007年学院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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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完备的计算机实验室

当时在贵州,说起计算机系,人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贵州大学。王林认为,自己在模式识别、图像处理领域的前沿研究,将会给贵州民族学院带来新的发展。他开始组建团队,获批贵州省“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并担任重点实验室主任,前后主持完成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9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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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重点实验室

因为学院工作做得不错,2009年,王林被调任教务处处长,做了5年的教学管理,于2014年升任管理教学工作的副校长。

重任在肩

做学术研究是个人的成就,而投身教学管理,王林认为受益的是更多的学生。

2012年,贵州民族学院经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正式更名为贵州民族大学。新时代、新起点,王林开始思考未来贵州民族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学生。于是,他订购了大量的高等教育类杂志和书籍,仔细研究高校教学工作的模式、方法以及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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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在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研讨会上

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王林心里就憋着一股劲。这股劲,是王林的“硬核”所在,推动着他不断前进。

针对教学管理中的不足,在校党委的支持下,学校推行全新的学生评价体系,不以期末考试简单衡量学生的学习状态,而是将教学评价分散到所有的教学环节中,注重过程考核。这样一来,减少了学生期末考试投机取巧考高分的动机,课程参与度也更好,学习风气得以慢慢转变。而这,正是王林在法国留学时所观察、体验到的。

“我们的教育有优点,那就是基础知识扎实。但也有很多局限,学生的创新性不足,不如外国学生那样敢想、敢做、敢于打破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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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芬芳

为了鼓励学生们的创新实践精神,以综合素质为导向,王林推出了三学期制改革。通过压缩理论课时间,新增4周社会实践小学期,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里走上田野、走进实验室,学以致用。同时打通全校的综合素质课程,开设了“民大视野”系列课程。“我们要拿出民族大学的特色课程,既然来了贵州民族大学,就要树立起对国家的认同、对民族的认同,树立筑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王林说。

为了适应贵州首个国家大数据试验区的发展,贵州民族大学整合了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诸多学科,组建了数据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在王林看来,新学院的建设目标,是要和省内的高校错位发展,“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和亮点来。”

王林校长为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颁奖.jpg

王林为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颁奖

事实上,大数据真正的价值在于“转化”。王林认为,大数据应该为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应该为各个学科的研究提供科学分析与数据服务。王林记得在法留学时,做化学的研究室里已经配置有数据分析师。

“大数据的时代,各个学科都不能再停留在传统研究方法上,而是需要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分析之上。大数据并不会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它的价值在于其对于各个行业的应用支撑,使之产生更多的价值,达到更加优化的状态。”这是王林作为计算机博士,对于大数据、对于互联网经济的独到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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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民族大学大学城校区图书馆

落到工作实践中,王林期望将贵州民族大学的民族学、社会学学科与大数据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开展民族文化大数据、大数据社会治理、少数民族语音数据库等交叉学科的研究,通过教室、图书馆、校园道路等视频录像和学生一卡通等数据分析,建立学生的个人数据画像,分析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状态,个性化培养学生,进一步提高教学管理效率等。

随着5G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的应用势不可挡。“我们要用现代的工具手段来做传统学科的研究,反过来,大数据技术、计算机技术再好,如果不和实际相结合,也无法产生价值。所以我常给学生讲,计算机就是一个工具,就像你手里拿着的笔,关键是文字的形象要写得漂亮,文字的内容要写得流畅。”而这正是王林所擅长的。

对于这位心怀家国的校长来说,博士学位不仅仅是资本,更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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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在全国图形图像大会上作为贵州代表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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